今年新春，Deepseek横空出世，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和热议优先配，也使杭州快速崛起的前沿科技企业“六小龙”迅速走红。
在一片赞扬声中，许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六小龙”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在它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或提供各地借鉴学习的地方？
为此，《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了周国辉先生。周国辉现任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浙江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政协浙江省副主席。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经济大省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我们如何打头阵？需要深入认真研究和大胆探索实践，杭州“六小龙”现象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样本。经过一个多月的奋笔疾书，周国辉在中信出版社支持下，完成了《有效与有为》一书。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万物生长大会上，这本书举行了首发仪式。在书中，他以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观察者的身份，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杭州“六小龙”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这既是对二十年深耕“八八战略”的浙江这方热土的深情回应，更期待着中国科技创新生态的深层变革。以下是《国际金融报》记者对周国辉的专访：
国际金融报：杭州“六小龙”的崛起被外媒称为“东方硅谷的觉醒”，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其核心在于“制度创新与生态包容”。一时间，“杭州模式”见诸不少媒体，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周国辉：用“范式”来定义杭州科创现象可能更合适，因为“范式”比“模式”更灵动、更有弹性和张力，也说明它的方向和趋势是明确的，但还没有定型，也可能无需定型。因为我们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是空前的，应当用更切实和灵活的思维与应对策略。杭州范式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后者应当是特指国家在全球化科技竞争中的科研体制，当然，杭州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体现新型举国体制的精神。相比于美国硅谷的“市场主导”模式，杭州的“政府引导+市场激活”路径通过政府的有效引导和市场的高效运作，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公共服务和生态塑造等方面，而市场的激活则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来实现。
国际金融报：在技术封锁加剧的背景下，杭州如何通过“有效市场”实现硬科技的自主可控？这种“以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路径是否可持续？
周国辉：Deepseek用低成本突破大模型训练等案例，是杭州科创企业应对算力资源不足而另辟蹊径的一种有效尝试和创新。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中，除了国家战略和规划外，也要注意通过“有效市场”实现硬科技的自主可控。这方面，科创企业蕴含着巨大创新动能和潜力，可以通过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这种“以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路径是否可持续，可以继续探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需求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研发动力，而基础研究的突破又进一步推动了应用技术的发展。
国际金融报：浙江“八八战略”实施20余年，规定科技投入占新增财力15%的硬性要求优先配，如何避免政策因领导更替而出现断层？
周国辉：关于科技投入与政策延续性：浙江“八八战略”实施20余年，政府在科技创新的投入持续增长。我记得，2017年时任省长后又任省委书记的袁家军曾主动找当时任职省科技厅的我和财政厅长谈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的问题，这让我十分感动。正是在这样开明且富有远见的领导的影响和带动下，才有了科技投入占新增财力15%的硬性规定。相信经过“八八战略”长期熏陶和培育的浙江党委政府领导有这样的创新自觉性，而且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手段，可以有效避免政策因领导更替而出现断层。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乃至整个杭州和浙江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已经为破解“科创孤岛”提供了有效的实践和借鉴。
国际金融报：政府引导基金以1:5的比例撬动社会资本，但国资保值压力与硬科技长周期投入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如何破解这一困境？
周国辉：杭州探索的“容错机制”和“考核周期弹性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与市场的“合理风险边界”仍需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借助明确的政策和法规来界定，以确保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高效运作。
国际金融报：宇树科技与浙大共建实验室实现“上午成果、下午产品”，群核科技依托阿里生态闭环发展。这意味着什么？
周国辉：“高校—企业—资本深度融合模式”意味着中国科创正在走出“实验室与市场割裂”的困境。通过高校、企业和资本的紧密合作，可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化。
国际金融报：“六小龙”出海面临技术标准、地缘政治等壁垒。杭州是否可以构建非西方中心的全球创新网络？
周国辉：杭州科创通过“技术开源”和“生态输出”，有效实现了技术平权和科技普惠，这应当是一种非西方化的东方智慧。是否可以构建非西方中心的全球创新网络，还有待实践验证。但我个人认为，通过开放的技术平台和成功的创新模式，是可以吸引全球创新资源的汇聚和合作的，杭州具备这方面的天然禀赋和条件。
国际金融报：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90%，但资本市场出现“硬科技概念炒作”。政府如何甄别“真创新”与“伪风口”？
周国辉：可以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和严格的监管机制，同时，设定“耐心资本”的退出红线，确保资本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际金融报：杭州数字经济占GDP的28.8%，其经验能否适配中西部科创基础薄弱地区？
周国辉：杭州可以通过“数字赋能制造”，为杭州和浙江乃至长三角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服务。比如“中国视谷”与宁波绿色石化的联动发展，就是完全可以尝试的探索，这既有利于唱好杭甬“双城记”，又避免“单极突进”。最近来杭州考察的省市县不少，杭州的科创经验应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通过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这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
国际金融报：在您的预测中，未来十年杭州能否诞生媲美OpenAI的全球巨头？
周国辉：这需要政府在算力基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国际人才引进等领域“加码有为”。通过持续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希望杭州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这只是愿景，我不想当算命先生。杭州企业平均存活周期较硅谷短30%，但爆发力更强，这反映了中国科创需要重构“快与慢”的辩证哲学。在政策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未来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国际金融报：杭州范式有哪经验可以借鉴？
周国辉：杭州范式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非掠夺式创新”路径。通过技术开源和数字基建优先配，帮助发展中国家跳过传统工业化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总的来说，杭州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其“政府引导+市场激活”的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未来，杭州需要继续在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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