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1日凌晨天策吧，第一列满载矿石的列车从焦作缓缓驶出，蒸汽汽笛划破秦岭深谷。沿线灯火还未全亮，筑路工却已欢呼，“通了！真通了！”很多人不知道，就在一年前，毛主席在武汉还惦记着这条尚未动工的铁路，并说出“睡不着”的话。让国家最高领导人牵挂的焦枝铁路，为何能在短短十四个月内贯通？一切要从周总理那通特殊的召见说起。
1969年3月初，北京的风依旧凛冽。中央办公厅加急电报飞往武汉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即刻进京。彼时孔将军正蹲守在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工地，灰尘裹着军装，电话那头只简短一句：“马不停蹄”。晚上十点，他登上专列。一身风尘赶到人民大会堂时，灯光已深，周总理却精神奕奕，抬手先喊：“孔老，请坐。”喊完又补一句，“主席睡不着，得靠你想办法。”
周总理少有地用“孔老”二字，孔庆德连连摆手，“总理，叫我名字就行。”周总理轻轻一笑：“五十岁往上，在咱们党内都一样，别扭什么。”寒暄不过两句，周总理摊开图纸——一条从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的红色线条格外醒目。“这段没修通，南北运输被掐喉，主席惦记得很。铁路谁来抓？我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钟摆声。孔庆德起身，立正，声音洪亮：“保证完成任务，让主席安心。”
这名出生在曲阜的孔子第七十三代后人，从没因为祖上显赫而懈怠。1911年，他降生在一个几乎揭不开锅的工人家庭。父亲早逝，兄弟姐妹七口人靠母亲缝补度日。为了活下去，十六岁的孔庆德投身国民党部队，端枪讨口饭。三年后，在江西前线见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他毅然跟随起义部队改编，穿上带红星的军装。此后，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一仗接着一仗。子弹打穿过帽檐，也打弯过胸前钢笔，但没能让他离队半步。
1955年评衔，电话那头的中南军区干部部长刘兴元问他想要什么军衔，孔庆德只回一句：“组织怎么定就怎么来，活着看到新中国，什么都值。”最后结果是中将天策吧，他依旧很淡。第二年，他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主管训练，操场的刺耳哨声经常比鸡鸣更早。有人说他死板，他只是摆摆手：“战备无假日。”
1968年“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周总理把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筹建交给武汉军区。孔庆德带着两万多基建兵混在泥浆里，连夜开掘地基。工人喊苦，他抬手指向测量杆：“这是战斗位置。”二汽工程进度一路超前，中央很快把目光再次落在他身上，于是便有了那场深夜召见。
铁路的难度比汽车厂更大。沿线翻山越水，桥隧相连，常年云雾缠绕。1969年5月动工时，湖北宣恩一天三场雨，工地泥深过膝。孔庆德把民工、基建兵和技术员混编成“师—团—营”，小旗标号分段包干。每段订立军令状：工期写在白布条上，完不成自罚三杯辣椒水。有人觉得苛刻，他淡淡一句：“战场没人替你挨子弹，工地也一样。”
有意思的是，他从不摆架子。晚上巡线，常与民工挤在席棚里，窝头就咸菜，一睡就是一条板凳。一次隧道塌方，他第一个钻进洞里勘查，把军大衣塞给冻得发抖的测量员。“你还要画图，我不冷。”这是现场唯一一次可算“对话”的场景，却把几个小伙子憋出泪来。
速度与安全如何兼顾？孔庆德提出“白天施工、夜间预检”的双班制度。白天挖孔打炮眼，晚上工程技术人员沿线查隐患，凌晨由值班参谋统一汇总，天亮立刻调整工序。这套看似笨办法，却让事故率压到全线最低。短短十四个月，焦枝铁路完成97座隧道、108座桥梁，提前十个月交付。中南局发来贺电：“焦枝速度，可写进教材。”
铁路通车那天，新华社记者问他感想，他只是把帽檐往下一拉：“任务而已。”随后转身又去检查车站的防洪仓库。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毛主席批示：“焦枝可喜。”周总理则在国务院会议上点名表扬：“孔庆德同志立功。”奖章寄到武汉，他悄悄塞进抽屉，继续忙着军区演习筹划。
1976年，周总理、毛主席相继病逝，许多人情绪低落。孔庆德把全军区干部拉到礼堂：“逝者已矣，工作照旧。”一句话把会议室拉回现实。他坚持每天早上六点半出操，哪怕膝盖早已疼得弯不了。朋友劝他保重，他说：“身体不是自己的，是革命借的。”
1983年春，经中央批准，七十二岁的孔庆德离职休养。交接仪式上，他只留下四个厚厚的笔记本：三本记录战时战术思考，一本是焦枝铁路全部技术数据。新任副司令员翻开笔记，第一页写着十六个字——“不懂就学，不慌就赢，困难在前，永远向前。”这十六个字，如今还贴在武汉军区某作训室的墙上。
2010年2月，孔庆德在武汉病故，享年九十九岁。遗嘱只有一句话：“骨灰撒到铁路旁，别麻烦组织。”家属遵从，他的骨灰最终安葬于宜昌段山坡，旁边正是当年他亲手定点的14号隧道进口。列车经过时，司机都会习惯性地按响汽笛——那声悠长的汽笛，是对一位将军最质朴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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